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

党管干部的做法与宪法确立的人大依法任免干部的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可能都存在一些不一致之处。为什么没有特别的进展呢？笔者认为，只能承认：条件决定制度。

但也要看到，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对于产生这种疑问困惑的人，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政治上的糊涂或者别有用心，而应当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要明确予以回答。可以清楚地预见，只要开启了对国家党政最高层的宪法监督，依法治国的政治生态必将面貌为之一新，敬畏宪法、尊重宪法，必将蔚成风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一言蔽之，因为党具有充分的先进性，因而享有广泛、崇高的威信，得到政权建设中另外三分之二力量的拥护。我们没有制定结社方面的法律，也不能制定一部允许公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几个民主党派之外再组建其他政党的法律。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党中央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人民充满期待。现在，学术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现行宪法的宪法监督制度完全是虚置的，没有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历来重视制度建设，强调通过制度建设推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党的各项建设。

就狭义的国家法体系而言，政党立法属于社会法范畴。加强党内法治建设，有利于规范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党内治理民主化规划路径。党内法规清理和评估是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党内法规体系化的重大措施。为规范党内法规建设，１９９０年７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为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程序规范，保障了党内法规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以健全的党的代表大会、各种会议制度和程序规定等为基本要素的党内立法体系。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相互联动，是实现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以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联动国家政治生活规范化，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审查制度旨在维护党章和宪法法律的权威，如果这样的制度能够行之有效，或许会在实践中体现出它的替代价值，有效保障党内法规的合章性、合法性和合宪性。近２０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适时修改党的章程，中共中央、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党组织，颁行了一系列关于党的组织权限、行为准则、程序规范、监督问责、党纪体系、党员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逐步形成了党章统领下由党内条例、规定、准则、办法等构成的比较完整的党内法规体系，确立了党内法制建设的基本框架，并为党内法治建设、党的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础。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党内法规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权利体系，完善党员权利行使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党员权利保障和救济的机制与方法，使党员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政治效应充分释放出来

当然，上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在民商法领域私人自治的实质，不能因此认为民商法已经变成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法。在英美曾经用正当程序的理论来说明程序对法治的重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正当程序就是法治的同义语。如果中国采取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采取的民商合一的体例，设想在编纂了民法典之后，商法总则与民法总则合一，将具体的商事法作为民商事特别法保留在民法典之外。中国刑法部门有法律1件，即《刑法》。

但是社会法一词，有时专指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为了与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法区分，我们称之为混合法。上述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标准，无论从主体、关系、利益还是规范的性质看，都具有对比性、不兼容性，非此即彼。

[25] 五、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国际法与国内法 通常所说的法律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全部现行法的有机整体，不涉及国际法。中国的公法私法化发生的背景也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公法私法化发生在行政国家、科层制建立以后，需要通过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化克服职业垄断、精英政治，需要通过软的办法、私法的手段，体现政府除了刚性的手段，还有柔性、人性的一面，增加行政亲和力，也需要通过行政机构包括监狱、劳动教养机构的民营化减轻庞大的财政负担。

公法，通常认为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私法则包括民法、商法。实际上宪法作为国家法一方面具有公法的性质，规定国家的政治架构，国家的性质、国体、政体，各类国家机关和上下级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又显然不具有公法的典型特征，即主体的不平等性。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也是这样，大致可分为礼和刑，所谓治之经，礼与刑。对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的这些认识反复，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实践的曲折过程，也反映了对法治认识的深化。第三，私法所保护的是公民或法人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或公共利益。[1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76页。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双向度的，即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规范的性质。比如，《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国际法对国内法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采纳和转化。1997年之后，刑法的修订则采用刑法修正案和刑法解释的形式，这对于保证刑法典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也使得刑法成为中国各个法律部门中法典化、系统化程度最高的部门。

可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归属和法律规范的性质两个向度作为研究法律体系的框架。因此，把宪法单纯看作公法是成问题的。

Charles Szladitz, Civil Law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e Law, Vol. II,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4, Ch. 6; J. H. Merryman,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94-100. [12]参见姜明安：《全球化时代的新行政法》，《法学杂志》2009年第10期。第三，它们所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就实际意义而言，公法与私法代表了国家干预和私人自治之间的关系，是能够衡量当代中国社会和法律变革许多方面的重要指标。在相邻关系方面，第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法学界同仁。就私法而言，民商法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

我们把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国际法和国内法看作是分析法律规范性质的单元，是理想类型，把它们看作是相互对称、互不兼容、非此即彼的构成因素，而规范性文件则是由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而形成的载体。而中国私法公法化和私法与公法剥离发生在同一过程，其背景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三、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公法与私法 立法的发展为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它们又不是单纯用行政法的手段，退回到警察国家，通过命令—服从的方式或强行性规范，而采取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多种法律手段，包括社会化、市场化的手段。

中国立法过程中借鉴国外法律反映了世界各国立法的普遍潮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一些问题具有共同性，因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处理同类问题的经验。在此框架下，分析处在不同法律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由于编纂法律文件主要考虑方便和实用，一个法律文件经常包含着不同的法律部门的规范，究竟把它们放到哪个部门中往往是相对的，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争论。（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行政法中的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许可制度、立法听证会制度。中国的程序法是与实体法同时产生的。

三是它们与中国社会变革相联系。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资源法与西方在本质上的差别，国家不应该有与人民利益不同的自己的利益，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8]中国现行有效法律的数字，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德国学者特里派尔[H. Triepel]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体系，第一，国际法和国内法规范的社会关系不同。